董其昌临《米芾吴江垂虹亭诸帖卷》，寓颜于米，八面出锋

董其昌临《米芾吴江垂虹亭诸帖卷》，行书，绫本，25×288厘米，上海博物馆藏。此卷董氏节临米芾《垂虹亭诗帖》《蜀素帖》等，文字稍异。其用笔跌宕，寓颜于米，八面出锋，使转鲜明。“己酉”为1609年，董其昌时年55岁，正值其醉心宋四家尤其取法米芾阶段。

董其昌的书法创作不拘泥于某个朝代、某个书家，其十七岁由颜真卿入，接着又改学虞世南，后上追钟、王，游走于唐、宋之间，取法广博，然不囿于内，深得众家之长。他的楷书，颇具颜真卿的厚重和钟繇的古朴；他的行书，可见王右军的隽秀和米南宫的跳跃；他的草书，流淌着怀素上人的疏放；而他的绝大多数作品，又都散发着杨少师的散淡……这，都足以说明董其昌集古之大成后。亦有贬低董氏之人，批其过于保守而不敢创新。但就平心而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董其昌能于赵孟俯的复古主义大山和晚明的反复古主义大潮的夹缝中以集古之大成的形式来推动明代书法继续向前已属不易。

正如肖燕翼先生所分析的那样：“从宋代帖学书法兴起后，越元而至明末之前、已成三代书法的主体表现。在书法反复的由唐取晋的艺术实践中，如何再获得新的发展，在明末的艺术史中，却没有具备像清代中期金石学兴起时那样的契机”。

因此，董其昌“把赵孟俯式的古典主义书风作为超越对象，并借助于个性化的北宋书风和理论认识走自己的路，在当时复古主义与反复古主义文化思潮的对峙中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历史也证明董其昌是个聪明人，他精确地把握了时代的要求，顺应明代书法发展的大势，成为了继赵孟俯之后的又一位帖学大师。

董其昌临《米芾吴江垂虹亭诸帖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