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行书《临褚遂良枯树赋卷》，结体疏朗，气脉贯畅

董其昌《临褚遂良枯树赋卷》，纸本，行书，22.1×284.7cm，天启六年（1626），辽宁省博物馆藏。此卷用洒金笺临，书于1626年，董氏72岁。虽为临书，但自家笔意时有流露，结体疏朗，气脉贯畅。开始笔势柔缓，温雅自如，进而渐趋迅疾，连绵相属。

董其昌在书法创作上有一点引人注意，那就是他别具一格的临古观。

我们知道，学习任何一门艺术都必须经历模仿和创造两个过程。模仿是继承，创造是发展，没有继承的发展谈不上发展，没有模仿的创造也谈不上创造。一名歌者，往往是先学会唱他人的歌，而后唱自己的歌；一名舞者，也是先学会跳他人的舞，而后跳自己的舞。音乐、舞蹈如此，书法、绘画亦是如此。在书法中，临摹即模仿，创作即创造，从临摹到创作是历代书家学书的必经之路。

董其昌重视临摹，并且只临摹古人书迹，这在其书法理论和书法实践中都有明显体现。其临古观则主要包含两个方面，即临古之方式和临古之目的。从临古之方式来看，董其昌重用笔不重结构，认为结构伴随用笔而生，他不刻意追求形似，并主张参用他人书法之笔意以求神似；从临古之目的来看，董其昌不是为了临占而临古，而是为了找到自我而临古。这样的临古观，对晚明的王铎，乃至有清一代的书家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董其昌行书《临褚遂良枯树赋卷》